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仍将保持稳定可控。
如果金融创新扭曲成了金融异化，政府有责任对这类产品进行严格监管甚至于严重限制。只有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制度化、法制化、市场化全面提升，才是减少政府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最好方式。
二是由于金融本身就是一种准公共品，因此任何金融创新都不能危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如美国那样，互联网金融为何没有中国发达，原因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如果新的监管规则触动了这种利益就是天大的恶，而不在于这种监管是出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反之，其隐含的巨大风险却不可小视。比如，加快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不过，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可能面临风险、央行提出监管要求时，市场一片哗然，并多以会产生利益冲突的角度来反对这种监管，比如认为这样做会扼杀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比如，要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也不能成为洗钱及犯罪的工具。将国际收支表中反映的开放型经济中内外经济交互运行的机理和美国国际收支表中反映出的趋势性变化，运用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至少将发生三方面情形的严重逆转：其一，对外贸易由长期顺差转为长期逆差。
国际经济关系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 就作为国际的交易货币而言，早在中国的各个边境贸易中，人民币就迈开了国际化的步伐。从出口看，在对手方缺乏人民币资金的条件下，难以用人民币结算。从这个意义上说，超主权货币提供了一个可讨论的思路。因此，尽管当时也存在着由于贵金属供给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贵金属货币仍然能在相当大的供给范围内保持与其使用价值相当的价值。
不难看出，即便不说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美元、欧元等国际核心货币的竞争打压及其他困难，仅从这三方面逆转就可看出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海外人民币资金投资于中国金融市场的需求（建立人民币回流的一个主要通道），各种金融产品的超规模发行和交易也是必然的，但由于实体经济部门有着空心化的趋势，难以有效支撑这些金融产品的长期发展，所以，中国在高负债的条件下将步入美国金融危机已展示的情景。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运行秩序稳定，履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中国储蓄率长期位于40%以上，2012年更是超过了50%。其中，交易货币的功能可细化为定价货币、支付货币、结算货币和计价货币等。即便对手方拥有一定数额的人民币，也很容易在数次交易后再次处于缺乏人民币的状态中。
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基础主要是美元储备，在储备的美元数额因美元贬值而受到的损失大于人民币贬值幅度小于美元贬值幅度所获得的收益的条件下，中国依然难以获得铸币税。一旦这种行为愈演愈烈以致于国际协定失去了约束力，美元的真实价值也就显露无遗，只是依靠美国政府的信用才没有被逐出市场。由此，中国面临着或者通过利益输出来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易规模，或者人民币难以进入国际贸易领域的难题。但这一思路的难题是，这种超主权货币如何发行和回流？以SDR为例（且不说SDR的基础依然是各种主要的主权货币），国际货币经济组织既无贸易路径也无投资路径，如何发行SDR使其流入国际市场，又通过什么路径使其回流？也许，超主权货币在全球一统（即不再存在国别区分）的条件下是可行的，但这显然不是现今之事。
上述分析让我们又回到了前一节的问题，即人民币国际化的利益取向。在实践上，铸币税还经常包括了通货膨胀税。
在此背景下，的确有助于破解特里芬难题中的货币供给问题，但依然存在三个有待破解的难题：其一，由政府资本输出所供给的国际货币在各国的配置、数量和时间连续性等方面能否满足各种国际经济活动的需要，这种货币供给方式是否可持续？其二，资本输入国在生产能力不提高的条件下，如何保障债权国的债务清偿？一旦不能如期清偿，是否将引致资本输入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而资本输出国政府又用什么机制来化解此类危机？其三，通过无偿援助方式提供的国际货币在各国配置、规模、连续性等方面是否具有可持续性？2010年以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对此已做出了实践的回答。生产资本输出，既有助于缓解国内资源性产品紧缺的状况，推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精细技术，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资源配置能力，又有助于提高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和中国经济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程度。
与此对应，包括超主权货币、纸黄金等单一国际核心货币的设想都是值得进一步商讨的。从资本项中的政府资本输出看，通过政府间的贷款、购买他国政府债券和无偿援助等方式，可以将一国的货币输出到另一国家。 ■ 承担国际货币的角色就意味着需要对各方利益做出协调，那种单纯从自身利益视角出发的货币国际化不仅不可取，而且也往往是不现实的。不难看出，国际货币回流的各条路径效应，通过倒逼机制，将对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正是在美元贬值的条件下，各国不再愿意持有美元而宁愿持有黄金，引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流出国门的人民币直接意味着中国对他国和地区的负债。
换言之，大部分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收益（如铸币税、资本输出便利等）足以补偿我们为此付出的成本。与此同时，由于货币国际化的路径与其收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脱离具体目标来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也是不全面的。
在一国范围内，货币制度的选择虽然会影响到国内各方的权益格局调整和生产贸易活动的活跃程度（以及金融交易状况），但这种权益关系的变动局限于一国之中，不会直接引致该国的权益流向他国。 作者：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 进入专题： 人民币国际化 。
通货膨胀税与纯粹铸币税的差异在于，后者是在保持物价不变的情况下获得的货币增发收益，换言之，是由于经济增长或货币流通速度变慢而扩大的货币需求为货币当局带来的收益，前者则并不以此为必要条件。如果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要达到与欧元相仿的数量，假定这些各国和地区储备的人民币转手投资于中国的国债，那么，按照2012年9月的数据，中国就应多发14514.6亿美元（约9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债。
毋庸赘言，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角度看，中国应更加重视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使得在对外贸易中人民币国际化损失，能够通过资本输出路径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一国的经济规模就决定了其在特定汇率水平上货币供给的有效数量。1971年8月，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由此，结束了多种国际核心货币的体系和固定汇率制度，拉开了单一国际核心货币的序幕。
二是在良币持续扩大其在货币流通领域份额的过程中，倒逼劣币逐步改变其贬值趋势，稳定币值，上升为良币。如果人民币处于持续升值走势，那么，中国还需要向交易的相关对手方输送利益。
一方面在1971年8月之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是直接与黄金挂钩的。市场价格在竞争中趋于稳定，同理，国际货币的币值也在竞争中趋于稳定。
另一方面，信用货币本身并无自然使用价值，有着近乎无限供给的可能性，因此，从信用货币的特点出发，在良币近乎无限的供给中，趋势性发生的将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而是良币驱逐劣币。但面对着中国储备着巨额持续贬值的美元等外汇资产和人民币尚处于升值区间的现实，运用人民币购买海外产品，无疑意味着利益的对外输送。
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假定物价不变，则铸币税几乎等于货币当局发行的全部信用货币数额。铸币税被认为是货币国际化的主要受益之一，而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货币贬值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税。其二，储蓄率由长期高位运行逆转为长期低位运行。在国际经济领域，各国对国际货币的选择权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供求双方的市场选择权的延伸。
对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而言，美元贬值引致的货币税也许可以通过调整汇价予以减弱，但一方面这种汇价调整是一种事后的行为，它以美元的贬值（哪怕是预期的）为前提，因此，美元贬值在先，货币税的缴付在美元贬值时已经发生，汇价的变动在后（假定汇价变动幅度与美元贬值幅度一致），它也只是使变动后的汇价弱化了货币税的缴纳程度。例如，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将引致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但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前提又是美元币值必须保持稳定，由此，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
人们无法拒绝按照官方价值接受劣币，这或者是由于他们无法识别劣币，或者是由于政府的强制性规定。根据GDP的恒等式消费+储蓄=消费+投资+贸易顺差的原理，既然贸易逆差转为常态现象发生，那么，恒等式就将由原先的消费+储蓄=消费+投资+贸易顺差转变为消费+储蓄+贸易逆差=消费+投资。
因此，互换货币还不是期限不受限制的国际货币。从18世纪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看，在贵金属复本位条件下，交易各国既可选择黄金为交易货币也可选择白银为交易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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